《九层妖塔》即将上映，一些粉丝对“摸金校尉”这种经典盗墓元素缺席电影怀有疑问，陆川用一篇《人生如梦，电影似真》创作手记做出隐晦回应也算用心良苦。
中国的电影里不能有“鬼”是路人皆知的事儿。这条红线，几十年一尘不变，放在如今看，倒不像是出于坚守“唯物观”的立场，反而多了些僵而不死的腐臭味。硬生生拦在那座独木桥中央，堵住了多少试图过河的电影人。
“摸金校尉”没能出现在电影中，直接原因：不过审！
至于谁才是那只真正“鬼”，公众心理清楚，只有那化身为鬼的怪物自己不明白罢。
其二，公众看得见的“鬼”（红线）容易对付，但看不见的“鬼”却很难缠。估计这是陆川最大的无奈。陆川在那篇创作手记中说了一个值得回味的故事：
“2002年夏末，青海歇武镇山上寺院。《可可西里》剧组的所有同事正在为即将开机的电影祈福。活佛给每一个剧组成员摸顶加持。轮到我，我对藏语翻译说“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平安地回到北京”，刚翻译完，活佛身后一个金瓶从佛台上径直摔在了地上，那声音在静寂的殿堂中刺耳而惊悚，我记得所有人愣在那里。活佛念念有词，拿出一条黄色的哈达交给我的助手——这位助手在拍摄到了一半的时候，先行回到了北京。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或许都知道了，10月23日，哥伦比亚公司的宣传总监在探望我的回程路上遇到车祸去世。但是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12月中旬当我杀青回到北京，我的助手十分愧疚地过来探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一条黄色的哈达。他告诉我开机仪式的时候活佛告诉他导演会遇到严重的车祸，有生命危险，应该把哈达系在车后视镜上。但是他离开剧组的时候，带走了这条哈达——如果这个故事有一个更加让我终生愧疚的秘密那就是那位美国朋友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中国人对这样的故事极为熟悉，也往往呲之以鼻。深受一元“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顶端的物种，常常会有“战天战地”的大无畏勇气，容易让人想起文革论调：“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人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了的”这种纯粹唯物观的背后，是上帝视角的自我陶醉和对自己之外一切事物的轻视。
陆川的故事不在于其“真实性”，而在于人的头顶之上，还有凌驾其上的“伟力”。头上无“鬼神”所以心中无畏，所以蔑视客观规律，也蔑视和排斥所谓的“鬼”。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缺“勇气”，缺的是“敬畏”。这才是隐藏国人心中最深处的鬼。
从这方面看，我们对“鬼”的排斥和轻蔑，与总局对“鬼”的排斥和蔑视，并无本质差别。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对“鬼”的苛刻和排斥。总局这条“无鬼”红线，说到底也不过是整个社会群体心理的集体映射，是彼此共同价值观之下的具体产物。
因此，陆川那句隐晦而无助的话总让人戚戚然：“《鬼吹灯》一书在我看来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生动真实的描摹与东方神秘主义及怪力乱神的完美结合。即是我心中的现实，也是我想象中的世界——是的，不能写盗墓，不能提鬼吹灯，不能有鬼。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九层妖塔》为何没有“摸金校尉”，不是总局不过审，也是我们群体潜意识中的不过审，极为讽刺的是，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陆川口中那个想象中的世界，他心中那个难言的现实，其实就是我们。《九层妖塔》中有没有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只隐藏在暗中的鬼一直都在，你我或许都是它的皮囊。
